巫程豪:精明病毒教训统治精英

一位医学院同学身为加勒比海岛国公共保健决策者之一,形容冠状病毒病是「有史以来最高度政治化的病毒」。在1月尾我旅游西安时,就在同学群组内发出警报,但大部分的同学都觉得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,对他们来说那是遥不可及的状况。

这位负责公共保健的同学则没有掉以轻心,继续追根究底地探讨中国和亚洲各地的疫情,并对各岛国的相关掌权者发出警报,预先做好应对灾难性的紧急措施。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劝告下,他们也拒绝让任何邮轮靠岸。在马来西亚宣布「行动管制令」前后,加勒比海岛国陆续宣布了紧急状态和宵禁。

抵达西安时正好是武汉封城后的第二天,根据当地官方的报道,西安的确诊病例约有十几宗,都和武汉有关联。西安所有旅游景点都一一关闭。在景点站岗的公安立即神情紧绷,阻止任何人靠近入口处。路上人人戴上口罩、护理人员在公厕消毒、马路上有卡车沿路喷射消毒剂的实景,当时的情景如同战争前夕的超常沉寂和凄楚。公安对疫情到底有多严重的询问都守口如瓶,难以得到实际的信息。此次到曾是13个朝代古都的西安(长安)一游,却无法目睹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和许多历史古迹,确实令人失望,但却目睹中国如何应对类似战争的危机。

然而身为国际超级强国的中国,其政治价值观和体系,也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冲击。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在第一时间警惕其医生同僚,类似沙斯病毒的卷土重来,叫同僚们防卫。武汉各级官僚不但没有进一步调查,却逼使李医生签署封口令,失去了在第一时间采取专业行动,制止病毒进一步扩散为全球流行性瘟疫的黄金时间。如此封锁甚至于专业言论的举止,在某个程度冲击了中共的行政和决策体系,也是件令人感到羞耻、「不红也不专「的举动。

其「不专」之处在于个人官僚的政治利益超越了专业知识。虽然,中共检举了地方官僚,但此瘟疫暴露了其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弱点,而经济开放无法带来对称的政治民主化,以及体系内外缺乏了基本的资讯流通自由。但此瘟疫也印证了中共必须改良其官僚体系,并逐步民主化其政治体系。如果中共处理其危机一点也不「红」,漠视马克思曾经提出的论点,政治民主化是后工业的必然趋势。在资讯网络无远弗届的新时代,中共不痛定思痛,立下长远改革路程和目标,其体系弱点也是政敌挑衅的筹码,贫富悬殊、社会动乱的祸根。

虽然中共政府亡羊补牢,及时扭转中国冠病的疫情,值得各国学习其动员和组织能力,但中国人民和政府在较早时,就应该学习英国社会如何果断处理「疯牛症」的手法,在2003年沙斯流行性传染后,严厉严厉检举野生动物交易,避免第二波类似沙斯病毒再度肆虐。经过此次灾难性的教训后,我相信中国人将学习更科学和理性的危机管理,避免重蹈覆辙,摒除陋习走向文明。

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度政治化、情绪化冠病,造成让美国在短短的两个月内,确诊个案超过30万,占了全世界确诊个案的四分之一,死亡率逼近3%,其中纽约州情况最为严重。瘟疫也动摇了美国以资本主义挂帅的医疗制度,许多医院的床位、加护病房和呼吸机都不胜负荷,8个保守州属拒绝实行「居家令」。尽管疫情比意大利、中国、西班牙还严重,美国医传染病药中心已经发出公众必须戴口罩的劝告,深为一国之长的特朗普却公开拒绝戴口罩,其傲慢的态度显示美国缺乏了理性、果断、精明的领袖,来战胜比许多人类还来得精明的新冠状病毒。

意大利、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也面对了医疗制度和经济制度崩溃的危机,冠病暴露了这两国老化僵硬的体系,但也同时突出了德国透明化处理危机的能力和高效率的医疗制度。资源丰富的德国除了采取隔离可以病患的策略外,也利用高科技研发快速检测套件,进行大规模测试,虽然,病患者增加也是因为有效大规模测试造成,但德国冠病患死亡率仅有1.5%,比世界病例死亡率的5.4%来得偏低。采取类似德国理性、科学化态度面对冠病的挑战的国家,大规模检测和根据最新科研资料隔离可疑病患的亚洲国家,包括韩国(1.8%)以及新加坡(0.45%)都保持偏低的死亡率,这反映了决策者的透明度,以及根据事实和最新科研资料每天调整应对策略的重要性。

德国、韩国和新加坡都以犹如应对大战的高度戒备心态面对疫情,在疫情爆发初期已经做好迅速检测的设备,能够在每天大规模的集体检测。韩国甚至提供免费穿车一站式检测,包括即使没有症状的人们也可以免费检测,并在几个小时内得到报告。如此的措施让韩国确诊个案在8千个案顶峰时,在短短4天内就平缓了下来。其透明、理性和科学化处理危机的方式,成了我们学习的好榜样。这也证明民主制度并没有失败,而是资讯透明化的重要性,决策者掌握科技资讯的能力以作出精明的决定,才能增进了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心。

我国是否能够有效的控制疫情有赖于社会意识,以及国家领导人能根据最新资讯和知识作出果断的决策。行动管制也是因为在疫情无法控制、公民意识低落之下,以非常手法减少社会接触来达到控制疾病的传染。如果不采取果断的决策,任何决策进一短期的经济利益作为决策标准的话,我们只是在加剧病毒的扩散,长远来说将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挫折,经济大萧条将难以避免,疫情也因此直接冲击了我国的政经体系。

精明的病毒颠覆了人类为中心的经济体,但经过此次浩劫的人类,包括马来西亚人将对本身的生存地位作出新的释义,利用被病毒浩劫后的新价值观,乘此机会从劳工密集的工业,走向科技密集的新工业,解决一直停滞在中等收入国的窘境,就的撇开旧思维、旧策略,包括首相刚宣布的2500亿令吉的刺激经济配套以及100亿令吉拯救中小型企业配套,除了补贴低收入者和协助中型企业的收入危机、展缓偿还贷款外,政府较专注于分发直接利益,但更应借此机会协助中小型企业,提供工人技术提升以及工业转型,减少依赖外劳和准备迎接可能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,准备迎接被他国裁员回归的马来西亚人,扩充我国工商业层次和生产技术。

冠病也在两层面上,教训了以民族主义至上挂帅的马来西亚统治精英,在病毒面前,不分种族和阶级,人人生而平等。在另一层面,也暴露了统治精英知识贫乏,缺乏了危机处理能力外,也没有抱着走在科研前段的积极态度,也没有跟进有关病毒特性的最新资料,因此, 我国成了东南亚具有最高确诊病例,而确诊个案还是不断上升,是令人极为担忧的。

如此的全球性瘟疫逼使人类检讨违反大自然定律的行为,也冲击了人类操控地球生态的绝对权力的旧有价值观,全球性大团结走向人类生而平等,必须与万物共荣共存的价值观,即将重新兴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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